欧亿注册习同志高度评价历史的地位和作用，他深刻指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页）深入学习习同志这一科学论断，仔细研读其关于历史重要性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来把握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

　　习同志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习：《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2014年4月1日）

　　历史都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习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它是人类活动的客观连续进程，紧密关联，无法割断。一个民族的历史永远是其民族的基础和根源。

　　历史虽是人类过去活动的记录，带有主观性，但毕竟“昨天的历史不是今天的人们书写的”。（习：《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线日）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演变等都是客观存在。“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习：《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线日）是历史本体的载体，是通往民族根源的桥梁。

　　历史是民族安身之基，承载了民族的一切。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保护历史，学习和研究历史，牢记历史。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习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就会失去根基，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无以安身。

　　习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植根于历史，内涵于历史，在历史中创造，历史中传承，历史中熔铸，历史上都写着民族的灵魂。他借用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话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习：《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2014年3月28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习：《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线日）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而又不断浴火重生，关键就是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一脉相承的中华优秀文化。它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这是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它是民族凝聚的坚韧纽带、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生命维系的血缘根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失去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就难以自立，无以自强、无法生存。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孕育的，更是中国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它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历久弥新，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包括中国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创造的革命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其科学内涵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民族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我们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不断增强民族发展的强大动力。

　　历史是民族的立命之所，无史则无魂。我们要认真汲取敌对势力颠覆苏联历史、否定苏联文化、搞乱苏联人灵魂，“苏联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的前车之鉴！（《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我们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国历史，颠覆中华民族精神、价值观和共同理想信念，搞乱中国人的灵魂，搞垮我国的图谋。我们要高度重视历史，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发展和国家强盛。

　　习同志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它同样植根于历史，内涵于历史，镌刻于历史之上，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决定中华民族文化本性的深层元素。它赋予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存续发展的强大支撑。中华民族历经血与火的磨难，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历史文化丢掉了，文化基因就丢掉了，精神血脉就割断了，民族也就消亡了。

　　习同志强调，我国古代优秀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习：《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线日）比如，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谐、和睦、和平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等等。（《习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页）“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习：《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线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习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中国是民族文化基因的真正传承者和发展者。近代以来，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把自己的理想和奋斗，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和铸就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优良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凝聚和积淀为中国人的“红色基因”。比如，坚定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严格的革命纪律，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等，这些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成为中国人独特精神标识、精神血脉。这一红色基因，是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升华和发展，已经融入和积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植根在当代中国人内心，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一定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60页）这样我们才能传承好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不断滋养中华民族精神血脉，永远保持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

　　历史是文化基因存续之本，文化基因是民族存续之源。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承和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使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生不息；我们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和歪曲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企图改变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特别是红色基因，实现全盘西化的图谋。我们要充分认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严峻性，坚持不懈地进行坚决斗争。

　　中华民族“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中华民族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矗立的最闪亮的坐标。他们隆起民族的伟岸脊梁，牢固支撑和激励着中华民族经受住5000多年来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习：《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线日）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失去民族脊梁的支撑、民族最闪亮坐标的引领，肯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前途的民族。

　　中华民族从来不乏民族脊梁。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精忠报国”的岳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伟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等爱国主义精神的闪亮坐标；再如汉使苏武的饮雪吞毡，以及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赋《离骚》、司马迁忍辱而作《史记》等自强不息精神的闪亮坐标；又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追求高尚精神的闪亮坐标。他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化身，理想人格的典范。“从一代一代众多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中，从中华民族传诵千古的诗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精神、高尚的社会风尚以及那些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习：《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线日）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脊梁的历史。在近代中国，各个阶级挽救民族危亡斗争失败的情况下，中国挺起民族脊梁，挽狂澜于既倒，解民族于倒悬，救人民于水火，无数人和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铸造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砌起一座“民族最闪亮坐标”的万里长城。他们理想坚定、宁死不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李大钊、周文雍、陈铁军、夏明翰、方志敏、赵一曼、江竹筠等；他们不畏、血战到底、慷慨赴义、视死如归，如杨靖宇、赵尚志、“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抗联八位女战士、董存瑞、黄继光等；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一生献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如、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如焦裕禄、雷锋、王进喜、钱学森、邓稼先、杨善洲等；他们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道德情操，闪耀着人的理想信念与革命精神，他们是人理想信念与革命精神的人格化身。

　　历史是民族力量的重要源泉，英雄是民族力量的坚强砥柱。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继承和弘扬英雄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习：《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线日）

　　一代伟人曾深刻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陈晋：《同志关于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的名言》，《人民日报》2010年11月8日）习同志反复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习：《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2016年6月22日）“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习：《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线日）历史照亮现实和未来，无疑是历史的根本价值所在。任何人或政党企图脱离历史，去把握自己所处的现实，去寻找民族未来，都无异于缘木求鱼，必然招致失败。

　　历史照亮现实及行动方向。习同志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人们直接碰到的条件提供了人们创造自己历史的基础，同时也提供了人们创造自己历史必须面对的时代问题；碰到的条件规定了人们创造自己历史活动的可能与局限，遇到的问题规定和制约着人们创造自己历史的行动及方向。

　　研究历史，深入理解碰到的条件，是深刻把握人们创造自己历史出发的基础和方向的关键，这关乎事业成败和民族命运。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正是深刻了解中国历史，深入分析和把握其碰到的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从而明确了中国领导的革命，只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正是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深刻理解，深入分析和把握其碰到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历史条件，从而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使中国取得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成就。抛开历史和对既定的历史条件的深刻把握，去创造新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必然迷失方向，变成蛮干盲干而失败。因此，“今天的人们不能脱离昨天的历史来把握今天、开创明天”。（习：《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线日）只有把握历史，才能把握今天，才能正确走向未来。

　　历史照亮社会规律及发展航向。习同志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习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历史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联系及必然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学习和研究历史，准确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按照历史规律办事，沿着正确历史航向前进是一个民族胜利发展的根本。否则，就会遭受挫折或失败。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及其政治势力选择各种救国方案和道路进行实践，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学认识和把握了人类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从而挽救了中国，使任人宰割、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向前进是体现和遵循人类社会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唯一正确抉择。

　　历史也提供着把握现实和未来的智慧和经验。习指出，历史“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它“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习：《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线日）学习历史，会使我们更加聪明和智慧，更好把握现实，开创未来。

　　历史是映照现实和未来之镜，是把握现实知其未来的必修课。学习历史，不是向后看，而是更好向前看；不是守旧，而是更好开创；不仅是把握现实，也是更好把握未来。这是人类每一个民族重视、保护和学习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要原因所在，这也正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千方百计、不遗余力攻击污蔑中国历史，虚无历史，以便改变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原因所在。我们应重视历史学习，深刻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作者：北京物资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物资学院马克思主义副院长、副教授）